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 -pg电子游戏试玩平台网站

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符号研究是西方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项古老理论。从20 世纪始,符号学的发展与演变呈 现出向不同学科延展的趋势,“社会与心理世界整个范围内表达面和内容面各自的切分及 其相关方式,直接构成了各个部门符号学的具体内容” 在不同学科的众多符号学家中,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被人文、社会科 学界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者,前者因其语言学观念所派生的结构主义理论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起便对西方学界广施影响,故其理论无疑对其他学科理论发挥着更为明显的影响 力,其中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角度看,在对其产生 过影响的各符号学门类中,也以结构主义符号学所施加的影响最为全面、深远。 索绪尔曾提出建立一门能够涵盖语言学的新学科,即“符号学”,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观是 一种全新的符号学观。布拉格学派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结构主义,此后符号学 从结构主义大量汲取观念方法,使得西方学者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将“结构主义”与 “符号学”视为同一事物:“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 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 众所周知,作为西方诸多精神学科谱系中最重要的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历卢卡奇、葛 兰西及法兰克福学派等诸多理论家的发展之后,其视野从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 “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基本实现向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转型,诚如佩里安 德森所言:“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 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结构主义传统间存在严重的方法论分歧。索绪尔从认识论 和方法论高度将语言学研究划分为“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维度,认为前者是研究语 言本质规律的基本方法,后者则无法对语言研究对象进行理性化及体系化处理,于是将两者 视作彼此对立的方法维度。因此,对“共时性”研究视角的注重与对“历时性”视角的刻 意排斥,几乎成为整个结构主义传统的基本哲学立场与方法准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 学批判〉导言》中曾指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并对这一原理进行延伸,提出 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力是促使社会形态实现变革的基本因素。显然,马克思的这种社会 研究范式属于索绪尔的历时性方法范畴;此后,包括文化、哲学等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也大 多遵循这一方法逻辑。结构主义传统倚重共时性、排斥历时性的考察维度,与马克思主义 批评理论主张以辩证眼光看待社会动态发展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截然相反。英国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家冈瑟克雷斯甚至认为,被索绪尔“共时性研究”所忽略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应当予以重视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符号学内部固有的文化、社会和政治”、 “历时性、时间、历史、过程和变迁”等范畴 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对“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 两种理论间的对话业已引起学界的一定关注,有学者据此认为,现代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批 评理论间已产生持久的视域融合,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方法进行批判性借 鉴而催生的全新理论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并将其视作 当代学界的重要学派 一、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理论的批判 如前所述:索绪尔将共时性作为其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基本认识论及方法论立场。简而 言之,共时性是符号系统发展时所处的在某个静态时刻所处的状况,而历时性则指符号系统 发展时所处的历史状况。索绪尔认为符号必须被置于某种共时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因此 符号学必须关注符号在某个共时性静态时刻的表意实践状况。索绪尔对共时性的强调,使 诸多历时性及社会性因素被排除于研究视域之外,从而使其符号学方法的批评活力被极大 削弱。 对于作为研究维度的共时性,尽管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沙夫将共时性概述为对客观规律 的静态化理解,认为共时性是对事物的运动特质的忽视,亦即一种假定时间因素趋零的理想 化研究方法,并对这种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予以肯定,然而,论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马 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共时性方法多持批评态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建构也在相当 大程度上起始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关于语言/言语、尤其是历时性/共时性等二元区隔范畴 的批判之上 苏联哲学家巴赫金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符号的首要功能与属性表现为对现实的反映, 这种认识使巴赫金将索绪尔关于共时性/历时性的区分与对立视为其历史观的缺陷:“共时 性体系与历史形成过程的任何一个历史的现实因素都不相符” 巴赫金认为,索绪尔事实上是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但不是作为一个过程,而是 作为一个语言规则的固定的体系”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f.詹姆逊曾对结构主义传统的共时性/历时性问题进行最为透彻的 批判,其批判起始于从辩证法角度对结构主义始祖索绪尔理论进行的审视。在詹姆逊看来, 索绪尔对“共时性”和“历时性”所进行的区分与对立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非辩证 方法”,索绪尔实际无法将历时性与共时性截然分开。同时,其理论中的其他范畴由于建立 在共时性/历时性二元区分的逻辑基础上,因此往往都带有结构主义封闭性特征,同样渗透 着反历史主义的非辩证因素。詹姆逊在分析语言/言语这组范畴的封闭性特征时指出:索绪 尔的共时性语言观使其将发掘作为人类语言能力总库的“语言”的活动视为基本研究对象; 反之,将历时性考察维度、与这一维度的考察对象“言语”一并视为语言学应摒弃的部分。 这样,索绪尔的研究思维脱离了科学实证的轨道,使“语言”这一概念、乃至整个语言学都 蒙上了形而上学色彩。 詹姆逊针对索绪尔的这种认识提出疑问:“语言”和言语间的转化必须经历怎样的话语机 制?换言之,作为个体语言潜能的言语,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和转化成作为社会整体潜能 的“语言”?索绪尔从未论及这一问题,从而将“语言”概念悬置于形而上学领域内,使其 无法与言语这一语言实证主义概念发生联系。 詹姆逊借助“话语回路”概念对此做出回答:“他(索绪尔)把说话人的言语和听懂他的话 的人的语言分开;对后者来说,言语是说话的主动一面,而语言则是被动的一面„„语言与 其说是说话的能力还不如说是听懂言语的能力” 詹姆逊还深入到对“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界定之中。索绪尔认为,符号意义的生成源 于人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对世界的理解,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同时,索绪尔却又吊诡地 强调符号意义的生成来自系统内部的内在差异。这组悖论本质上是共时性与历时性间的矛 在詹姆逊看来,索绪尔未能辩证地看待历时性与共时性使其无法解决这组悖论,并做出自己的解释:“不是单个词或句子‘代表’或‘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整个符号 系统、整个语言系统本身就和现实处于同等的地位” 此后,遵循索绪尔传统的其他学科大多受到结构主义共时性考察维度的束缚。詹姆逊通过 对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的批判性评介,深入辨析两大思潮中所存在的共时性与历 时性这组基本矛盾,揭示出索绪尔所设置的“语言的牢笼”带来的理论困境,并始终站在历 时性——亦即历史性、社会性等现实维度上,对整个索绪尔传统的“共时性”维度发起抨 击。可见,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是最为全面而透彻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从索绪尔、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著作中 获得符号学方法灵感,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文化研究及媒体批评实践之中。但他对 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遗产并未不加选择地直接套用,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立场,首 先对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批判。 霍尔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对文化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进行探讨。鉴于学科属性及特质,霍尔提出,不能将作为符号的社会文化现象置于结构主义 静止的共时性考察模式中,而只能以现实性、社会性为基本维度,对符号的产生与发展进行 历时性考察。例如,对于能指与所指这对符号学基本概念,霍尔便认为索绪尔“很少关心或 不关心能指/所指的关系如何服务于我们所称的指称物(referent)的目的” 此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还渗透于诸如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列斐伏尔、布尔迪 厄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关于符号学的表述逻辑中。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结构主义符号 学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在其符号学实践中自觉地将历时性作为基本考察维度,取代共时性方 法僵化的认知模式。结合上述批评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性表述,可看出马克思主义 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于同一历史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支系繁多的符号学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一系的方法批判。从目前掌握 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当代其他影响较大的符号学流派——如以皮尔士、卡 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学派,似鲜有批判。 其次,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其“共时性”认识维度及其派生概念。马克思 主义批评家多认为符号的表意实践是认识主体对客观现象的概念化过程,而不将符号的生 成看做封闭系统的自然派生物,并由此提出:符号学批评视野应被延伸及社会、政治、文化 乃至日常生活等诸多现实领域,以历时性的考察维度审视社会文化符号的变迁过程。 当然,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判仅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进行理论 建构与批评实践的重要环节。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往往将对共时性思维窠臼的破除作为 其符号学理论建构或实践的第一步,从而为将符号学实践扩展于广阔的历史社会视野扫清 障碍。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符号学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之所以被学界视为当代重要的理论流派,并非只是由于其建立在对 某些符号学理论流派的批评及解构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对符号学知识及方法融 会贯通,将其应用于社会文化批判活动之中。 在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运用符号学而受其影响最大的,当属“结构马克思主义”代表 人物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符号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问题式”等概念上。所谓“问题 式”,即提出理论所依据的框架,或曰理论的生产方式。阿尔都塞认为,唯有对马克思学术 生涯各阶段的问题式变化进行详细考察,才能科学地辨析马克思的思想理路,阿尔都塞也因 此发掘出马克思认识论的“断裂”事实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是其符号学思想的又一重要体现,对此学界似较少 论及。有人认为: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如同“语言”一般存在于社会分工表层之下 的深层结构,这种“语言”超越诸多社会个体,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唤”途径 为其分配不同社会角色,使之获得符号化“主体”身份,从而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正 如“语言”为符号在语言结构中赋予位置/价值,同时,主体身份的确证,还在于社会系统中 符号化个体之间在社会结构位置上的差异 其实,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或文化理论建构,绝非阿尔都塞一人之功。意 大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德拉沃尔佩 在谈及诗歌意义的“语境论”时,德拉沃尔佩指出:在被用作诗歌语言之前,词汇、短语如 同科学语言一般,意义清晰单一,原因在于它们处于“无机语境”,“无机语境”中的各种 组分(词汇、词组等)彼此相对保持独立,其意义是单一而明确的。一旦这些词汇或短语被 用作诗歌语言,则彼此形成为“有机语境”。处于“有机语境”中的各种组分彼此保持内 在连贯性,使它们从整体上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统一体。这样,统一体成为具有完整意 义的作品,并能够“有机地作为各个因素的必要性和强制性语境” 值得注意的是,德拉沃尔佩对符号学的应用并不盲目,他清晰地认识到结构主义系统封闭性 所具有的局限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认知维度保持了一定距离:“援引索绪尔语 言学必须非常谨慎,这是因为不应当把表意系统局限在单独的能指(音位)中,而应包括对所 指本身的研究”。 阿尔都塞的学生马舍雷曾受其师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影响,却因对这种结构主义思想的超 越而最终将其理论引向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在马舍雷看来,巴尔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 对文学批评工作的结构主义式界定,充其量只是对作品原有信息的传播和诠释,未考虑作品 的产生环境等具体因素,不属于科学的批评方法。同时,马舍雷还提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 “整体论”观念只是对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论传统的摹仿。在这种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 判基础上,马舍雷提出了著名的“离心结构”(decentered structure),将理论建构引向了